被人燒傷的李伯、被人砸死的羅伯，都是公屋居民，他們被卷入這場風波，成為“代價”。

這幾日，趁香港街頭日漸平息，小仙走訪了香港幾個大型公屋（廉租房）屋邨——超過200萬香港市民居住在公屋，是1/3港人的棲息地。

這里聚集著他們的榮辱與夢想，這里關聯著普通平凡港人的柴米油鹽，這里承載著幾代香港人的回憶。

要知道，香港，不止是中環的金領、銅鑼灣的霓虹、尖沙咀的星光大道、彌敦道的名店；紙醉金迷的另外一面，是擠逼的公屋和壓抑的唐樓。

折疊城市，這樣的香港，才是真實的香港。

了解這些，才能對香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以及如何紓解這些社會矛盾，有更深刻的認識。

公屋起緣

香港的公屋體系已存在近70年。

它的緣起，來自一段悲慘往事。

1953年，圣誕夜。

深水埗的寮屋亮起燈光。全木質的寮屋互相勾連，密密匝匝地住著大量逃港難民。晚上9時許，一名制鞋住戶在點煤油燈時，火種不慎燒著棉胎及制鞋膠水。大火呼地燒了起來，6個小時后才被撲滅。

這場被寫入香港歷史的“石硤尾大火”，導致3死多傷，5.3萬名災民無家可歸。不過，也點燃了香港發展公屋的火種。

當時的港英政府為了盡快為災民提供安身之所，火速在原址附近興建徙置大廈。此后，政府又在港島及九龍各處興建徙置區，以吸引居寮屋居民入住。

自此，公營房屋掀開了香港住房新的一頁，也奠定了今天香港的住房政策基礎與發展格局。

香港的住房問題，幾乎折射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高峰階段的所有矛盾。

令人看不明白的是，回歸22年來，一方面有聲音批評特區政府推地過慢；另一方面，港府提出了大量解決矛盾的方案，推出各種土地開發計劃，幾乎每次都會遭遇反對和抗議。以新界東北為例，開發一拖就是近20年。

2014年，已經完成了三個階段咨詢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因為立法會審議工程撥款時，遭到數百抗議人士沖擊。

當時的抗議圖片

他們在反對什么？后文我們會略有涉及。

公屋見聞

彩虹邨，因色彩斑斕近年來成為游客“打卡點”

彩虹地鐵站，因彩虹邨而得名。

出地鐵站，步行2-3分鐘，彩虹邨就出現在眼前。這是香港首批永久性公屋邨之一，始建于1964年，目前住著大約7000多戶人家。因為設計獨特，彩虹邨榮獲了香港首個建筑獎項——1965年香港建筑師學會銀牌獎。

接近60年歷史的建筑，今天看來，依然有它設計得人性化之處：停車場上方的平臺，建成了幾個籃球場，提供了比較大的公共空間。8幢20層高層建筑與3幢7層相連式低層住宅，組成一個大大的合圍組團，邨內學校、郵局、街市、巴士站一應俱全。

然而，這里始終只是廉租房。

20層高的樓，據說直到1990年才安裝電梯。一層樓40個單位，走進去后，五六十米的走廊居中貫穿，感覺更像學生宿舍或者工廠宿舍。即使鐵門緊閉，個人的隱私空間也很難不被打擾。

隨機與一位在樓下曬太陽的老人家攀談，得知他姓鐘，現已97歲，祖籍廣州，抗戰后隨父母一同來港。自言抗戰前生活在海珠區曉港路某號，80年前的地址還能脫口而出。

鐘伯一人獨居。早年曾當建筑工人，如今領綜援（相當于低保），每月扣除公屋租金、水電等，到手3600元。老人家腿腳有些不便，每天堅持步行一小時去長者飯堂吃飯。

鐘伯在此邨居住超過40年，看著香港經濟起飛、回歸、金融危機。他隨身的袋子里裝著當天的報紙，對發生了什么事清楚得很：“后生仔不好好讀書，還在街上燒活人。現在是香港人打香港人，左手打右手，我活了快一百歲，沒見過。”他搖頭感嘆。

據說，彩虹邨近三成居民，家庭月收入不足2萬元港幣。他們是香港的底層市民，然而能住進這樣一個“水泥匣子”，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幸運。

因為，如今申請公屋，平均排期已經在5年開外了。

彩虹邨公屋內部

在另外一個堪稱公屋典范的乙明邨，我恰好遇到前來續約的田女士（化名）和她母親。她在一家水果檔賣水果，父親早年是建筑工人，現癱瘓在家，一家三口住一套24平方米的小戶型，租金接近2000元。

一旦申請到了公屋，續約手續十分簡單，田女士和母親交了一家三口的身份證及復印件給工作人員復核，再把之前的水電費700多元補交齊，就可以了。

面積雖小，但勝在有價格優勢，“比租私人屋苑要好得多，至少不用擔心突然漲租，也不用睇人面色”。

乙明邨是1980年代港英政府在沙田填海造地興建的公屋，是全港第一個增設保安大閘、第二個設有游泳池的公屋邨，全邨大部分單位設有浴缸，在那個年代的出租屋邨可謂十分先進和罕見。因為季節原因，我去時泳池已關閉，未能一睹“豪宅標配”。

可以看出，這里公共設施齊全，交通也十分便利。去東鐵車站不過三五分鐘步行距離，坐大巴也不過半個多小時，就直達位于鬧市的尖沙咀。

香港公屋的設計理念基本都是壓縮個人空間，完善公共空間，讓房屋不過是個睡覺的地方。住宅面積很小，但是公共設施極為完備，幼兒園、中小學、菜市場、診所、餐廳、老人中心等都是“舉腳之勞”：

在屋邨內，消費相對低廉，我居然看到了25元兩菜一飯的茶餐廳，3.5元一個的大蛋撻，這樣的價格在香港實屬“街坊價”。

我看到，居民們在這里買菜、聊天、鍛煉、接孩子放學，其樂融融；彼此見面招呼寒暄，一團和氣；小區窗臺上種著花草、曬著臘腸。

可以看得出，這樣日常市井的生活，也沒有把底層居民做人的尊嚴榨干，他們還保留著天性中對美與善的追求。

公屋里，有友鄰和善的溫情，有孩童成長的平實，有香港人追求公平發展的夢想。

這樣的香港，遠比街頭打打殺殺的香港，要真實。

一位外國朋友說，像彩虹邨、乙明邨這樣舊的公屋邨，讓人們回想起過去那個房價遠可承受的時代。公屋有很多都建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六十年代，香港轉型為蓬勃發展的制造業中心，七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

那時，“專制”的港英政府，填海造地，打造公屋，說干就干，從來沒有遇到過像特區政府那樣想為老百姓做點實事時的阻力。

反對什么？

香港700多萬永久居民，有三分之二人經濟水平處于中產以下。政府研究過，最少再推出40萬戶居屋，才能滿足需求，平息基層人士對現行住房政策的不滿，才能平衡畸型房價對年輕一代的慢性“絞殺”。

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初生的香港特區政府就展開“新界東北規劃及發展研究”，籌劃在新界東北的古洞北、粉嶺北、打鼓嶺、洪水橋等地興建新市鎮。

然而，這一“研究”就是近二十年。

亞洲金融危機和SARS經濟低潮，使得特區政府暫時擱置了新市鎮開發方案。

經濟元氣逐漸恢復后，時任特首曾蔭權重提此計劃，卻不斷遭到居民及環保組織的反對，這一波反對的潮流更逐漸擴大到教育界和多個政黨內部，抗議行動一次比一次聲勢浩大。

他們在反對什么？

有關人士介紹，首先，是環保組織說“不”。

隨著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在全世界引起關注，香港環境保護組織的勢力也成長得空前強大。他們認為，填海造成海洋生態嚴重毀滅，而新界東北的開發區域有許多原本是耕作菜田，開發將破壞環境。

香港缺地嗎？其實并不很缺。香港目前只開發了總土地面積的四分之一。對比新加坡，開發面積達3/4，填海面積是香港的3至4倍。但新加坡的環保組織在該國運作得就沒有香港這么“激進”。由于填海面積大，新加坡人工設施、醫院、學校等面積比香港足足多了近一倍。

其次，是政界人士抗議。他們認為，地皮開發背后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官商勾結”。

據了解，新界開發計劃籌劃已久，大多數開發商都在過去數十年中不斷買入并囤積新界各地農民手中的地皮。

政府業權調查文件顯示，新界地塊有逾130名土地的業主可以擁有自行開發權，的確有大半屬于為數不多的大型地產財團。

民間組織調查的資料則顯示，被規劃到新區私人住宅用地的土地，超過20萬平方米將落入長江實業、恒基兆業、新鴻基地產、新世界發展等四大開發商手中。甚至一度傳出涉及土地開發的政府官員本身名下也持有相關區域的地皮。

這類的新聞無疑使得官民矛盾火上澆油，開發計劃引來更多爭議。

不能說他們的抗議完全無理，但承受代價的，還是普通市民。

一屋難求

我查詢了香港特區政府房屋署網站上公布的《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上面顯示，截至 2018 年 6 月底，11%申請者的輪候時間為3年或以下（一般為獨居長者或有其他特殊困難），89%的申請者（約16200名），輪候時間為3年以上。一般申請者平均要等5.3年，才能住上公屋。

正如下表所示,平均輪候時間在過去數年一直呈上升趨勢，由2012年的平均2.7年，到如今的平均5.3年。

這幾年，恰好也正是香港社會矛盾日益突顯的幾年。

我在港這個月，行政長官公布了2019年的《施政報告》，其中相當部分聚焦土地供應和房屋政策，包括：

——加快規劃，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三類私人土地，發展公營房屋及“首次置業”；

——放寬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為首次置業人士提供九成按揭保險的樓價上限，由400萬元提升至800萬元；

——預留50億元，大幅增加過渡性房屋項目，未來3年合共提供10，000個單位；

——提供3，300個青年宿舍宿位，并放寬現行要求，容許租戶遞交或保留其個人公屋申請，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繼續累積分數；

……

看得出政府釋放的善意，還有背有的焦急。

現在上街的香港孩子們總說“沒有未來”，但沒有誰的未來可以通過打砸搶燒獲得。這絕不應被文明社會所容忍，更不可能是社會的發展趨勢。

不過，無論如何，底層百姓的生存狀況和訴求必須得到重視。

因為，所有關于自由、民主的呼聲，背后始終離不開對安居樂業的渴求。

明年的經濟形勢如何，誰都無法判斷，就像誰也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失業、生病、受傷，被人燒傷的李伯、被人砸死的羅伯，都是公屋居民，他們被卷入這場風波，成為“代價”。

彩虹邨曾經艷如彩虹的外墻已變淡褪色，像是一個遠去的“香港夢”；然而，那些依然懷揣夢想的普通市民，還在用他們的努力支撐著香港。

“彩虹色”的未來，希望可以快些到來。

來源：臨江仙客